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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游学译编》、《浙江潮》等书递到了阿发手里些疑惑随手翻了几页抬起头询问：“反对满清政府？查理是革命党？”
查理宋见阿发只是疑惑和询问却什么惊讶神情便觉得大希望笑：“这是朋友们要印做生意嘛。再说是林肯忠实信徒觉得这些书挺不错。”
阿发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调侃：“印行禁书必定发财这大概是出版界一条规律！”
“发财嘛算是！”查理宋望阿发意味深长地说：“那陈先生对革命党革命又是怎么看呢？”
阿发想了想并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那查理怎么看国学和实用科学？革命是破而后立还是只破不立或者说是只会破不会立？革命是只需要鼓与呼宣传家还是也需要埋头苦干工作者？”
这一连串问题立刻让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当时绝大多数革命者心里几乎都一个革命万能认定。似乎推翻腐朽满清政权革命成功了便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国家能独立强盛民族能复兴升腾百姓能安居乐业革命似乎就是一剂解决所问题灵丹妙药。
但实际上呢国家强盛和民族独立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对一个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制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换旧符”具明显质突变；但对一个社会形态物质基础、科学化乃至人才发展而言在新质基础上开始新飞跃却是离不开量积累。
换而言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单拿出来自然是片面和狭隘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强盛不可或缺因素。光凭革命家鼓动和宣传能够摆脱列强压榨欺侮吗？长时间“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方面艰苦创业和艰苦量准备革命固然能推翻一个旧社会但新社会形态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而阿发问题看似简单却隐含了这样思想和判断。就象鲁迅先生说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埋头苦干人就拼命硬干人就为民请命人就舍身求法人。难就因为从事工作不同做事方法不同而不们看成是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脊梁？
而在中国古代“革命”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姓。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都变化。
直到一八九零年前后晚清王韬《法国志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革命”、“法国革命”。由于“革命”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关系以及字眼在本土原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虽然已经流传开来字眼。
既然“革命”一词已经了新语义那便不同于中国历史上造反和叛乱更不应只以排满和推翻清廷为最终目。而且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
其实阿发思想还说得这么深也理解得如此透在查理宋听来也颇些诡辩意味。但阿发态度也算是表明了革命不反对但搞实业、发展实用科学也是革命一项工作。也就是说阿发起码暂时是不准备参与查理宋所希望那种革命。
“若是要具体理论陈先生可以看看。”查理宋不想轻易放弃从书中挑出一本递给阿发赞扬：“农功又工功还铁路、机器实乃是济世之作。”
阿发不好太拂查理宋面子便拿过来翻看。显然在看来上面所说并不新鲜什么广用机器、多开工厂什么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什么大修铁路、四通八达……只要对列强国家历史情况所了解写出这些并不是很难。
“其实这就是职业革命家或者说是政治家和实干家区别。”阿发看得很快因为很多内容并不需要仔细琢磨考虑但与查理宋看问题角度和思维是不同“这些东西是革命家或政治家写目标高远前景乐观却是鼓动和宣传。但要实现却需要具体而细致办法需要各种职业和特长实干家去艰苦奋斗。更重要是需要巨量资金。请问资金何来？”
“不否认实干家作用但远大理想如何前进方向和动力？”查理宋很些失望因为没看见阿发欣喜若狂、拍案赞叹但依然耐性子解释：“革命需要北辰现在已经了志之士自然要追随支持拥护为最终目标而努力奋斗。”
一个时代人一个时代特点也就是思维模式和思想理论是不同。阿发自然也不例外最突出表现则是尊重却不迷信权威。况且所谓革命北辰这些理论对阿发来说既不新颖又不具体缺乏吸引力。
“既然查理不否认实干家作用那就先争取做其中之一！”阿发笑说：“争论是大可不必总时间去证明谁对谁错。对了今天想与查理商量一件事情。简单地说就是想开家报馆想请查理华美印刷厂承揽印刷这一块。”
见阿发岔开了题查理宋也就不好再说下去。何况阿发虽然明确承诺可也明显反对还这些书都留下了看来似乎是可以争取。
而阿发后世思维使更讲求实际尽管也不否认理想作用和革命必要性。但重不是那种放嘴炮高瞻远瞩而是显得些不够热血激进脚踏实地就象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区别。令人炫目激动目标固然可以但如何实现手段和方法在心目中似乎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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